第579章 两个赔偿方案
事故发生后第二天，轧钢厂的事故调查组就进驻了，阵势不小。来了几个穿著深色中山装、面色严肃的干部，还有厂里安全科和技术科的人，加上工会的代表。
他们在院里进进出出，找易中海，作为师傅和院里管事大爷了解情况，找当时同在车间、侥倖只受了轻伤的工友问话，也进了贾家，对著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、眼神空洞的贾张氏，以及抱著棒梗、面色苍白、只是默默流泪的秦淮茹，进行“安抚”和“情况核实”。
问话通常在易中海家或刘海中家进行，低沉的交谈声透过门缝传出来，偶尔夹杂著干部提高音调的询问或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。
邻居们或远远围观，或屏息路过，整个院子笼罩在一种混合著同情、好奇与隱隱不安的肃穆里。
王建国大多时候待在自己屋里，看文件，写东西，或者指点一下孩子们的功课。
只有当调查组的人出於礼貌，过来简单打个照面，询问是否了解贾东旭平日为人或工作表现时，他才出来，客气而简短地回应几句：
“不太了解具体工作。院里邻居，普通交往。人挺要强。”
语气平淡，內容客观，挑不出错，但也毫无温度。
调查组的人似乎也无意深究，记录两句便告辞。
正式的丧事很快就张罗起来。
这年月，提倡“移风易俗，丧事简办”，但几千年的习俗和人情世故，尤其在四合院这种熟人社会里，自有其顽固的韧性。
厂里工会出面协助，街道也打了招呼，白事便在不“大操大办”的框架下，儘可能有了“规矩”。
灵棚就搭在中院贾家窗户对面的空地上，用厂里借来的旧帆布和几根竹竿搭成，简陋，但意思到了。
正中掛上贾东旭一张放大的一寸工作照——蓝工装，抿著嘴，眼神有些刻意地严肃，是评上二级工后特意去照的。
照片旁边还有一张他跟秦淮如去照相馆照的，当时为了跟王建国攀比，此刻正式讽刺急了。
那张灵堂照片四周镶了黑边，前面摆著厂里送的一个小小的、写著“沉痛悼念贾东旭同志”的花圈，白纸黄花，略显单薄。
易中海出面，以“师傅和院里大伙儿”的名义，也凑钱做了一个稍大点的花圈。
灵棚里点了长明灯，一个小煤油灯，火光如豆，在早春带著寒意的风里摇曳不定。
没有吹吹打打的响器，没有披麻戴孝，贾张氏和秦淮茹臂上戴了黑纱，棒梗太小，只在衣服上別了小块黑布，也没有繁复的祭奠仪式。
但弔唁的人却络绎不绝。
厂里的工友、班组代表、车间领导，一拨一拨地来，在灵棚前鞠躬，上香，三根廉价的卫生香，对家属说几句“节哀顺变”、“厂里不会不管”的套话。
四合院的邻居们更是几乎全员出动，每家至少派个代表，进去鞠个躬，嘆口气，放下一点微薄的“份子钱”——多是一块两块，甚至几毛，用白纸或旧信封包著，交给负责记帐的阎埠贵。
阎埠贵推著眼镜，在一本新买的、印著红格子的笔记本上，用工整的字体记下：前院韩家，一元；中院何家（傻柱），二元（他出了双份，说是“替雨水也给了”）；后院许家，一元五角……刘海中家给了两元，易中海作为师傅，给了五元，算是大头。
王建国也去了。
在一个工友较多的间隙，他走了进去。
灵棚里光线昏暗，煤油灯和香火的气味混合著帆布的霉味。
他对著贾东旭那张放大的、略显僵硬的遗像，微微鞠了一躬，动作標准，无可指摘。
然后走到旁边临时搭起的、铺著白布的桌子前。
秦淮茹穿著一身深蓝色的旧罩衫，臂戴黑纱，坐在一张凳子上，怀里抱著懵懂的棒梗，低著头，眼泪已经流干了似的，只是木然地看著地面。
贾张氏靠在里屋门框上，被两个街道来的妇女搀扶著，眼睛肿得像桃子，嘴里无意识地念叨著“我的儿啊……你怎么这么狠心……”
声音嘶哑，有气无力。
王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白色信封，里面是五元钱。
他放在阎埠贵面前的桌子上，对记帐的三大爷点了点头，又朝易中海和刘海中那边看了一眼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整个过程，他脸上没有任何额外的表情，没有悲戚，没有沉重，平静得像完成一项例行公事。
他甚至没有多看秦淮茹和贾张氏一眼，放下钱，便转身走出了灵棚。
易中海看著他离开的背影，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嘆息。
刘海中则微微皱了皱眉，似乎觉得王建国这“礼”到了，但“情”未免太淡了些。
弔唁之后，便是“吃席”。
这大概是中国传统丧事中最具烟火气、也最微妙的一环。
悲伤是真的，但活著的人总要吃饭，尤其是这1960年的春天，粮食定量已经开始让人感到侷促的时候，一顿不用自家粮票的“豆腐饭”，对许多人来说，有著超越礼仪的实际吸引力。
席面就摆在院里。
借了各家的桌子板凳，拼拼凑凑，倒也摆了好几桌。
菜是厂里食堂帮忙操持的，极其简单：一大盆白菜燉豆腐，豆腐是特批的，一盆土豆熬粉条，一盆清汤寡水的萝卜汤，主食是掺了玉米面和高粱面的“金银卷”和稀粥。
没有肉，油也少得可怜。
酒更是没有，只有白开水。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桌清汤寡水的“席面”，开席之后，气氛却以一种奇异的速度转变著。
最初的沉默和压抑，很快被碗筷的碰撞声、低声的交谈声所取代。
人们小心翼翼地夹著菜，喝著粥，咀嚼得格外认真。
话题也从对死者的哀悼，渐渐转向了厂里的传闻、街头的物价、家里的琐事。
嘆息声依然有，但更多地被吞咽食物和压低的说话声盖过。
尤其是孩子们那几桌，虽然被大人叮嘱要“安静”，但终究耐不住，很快便响起了轻微的爭抢和嬉闹——对他们来说，这只是一次难得的、可以放开肚皮吃別人家饭菜的机会，死亡的概念还很遥远。
王建国没有坐主桌，那是厂里干部、老师傅和贾家近亲的位置，他带著李秀芝和三个孩子，坐在靠边的一桌。
他安静地吃著，偶尔给身边的新民、新平夹一筷子豆腐或粉条，提醒新蕊慢点喝粥，別烫著。
他听著周围的谈话，看著人们脸上那迅速消退的悲戚和重新浮现的、对食物乃至对生活的专注，心里一片冰凉的清明。
这就是人性，或者说，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质地。巨大的悲伤可以击垮一个人、一个家庭，但对於旁观的大多数来说，它更像一场需要短暂驻足、表达同情然后继续前行的仪式。
而仪式中那顿实实在在的饭，往往比仪式本身，更能凝聚人心，也更能暴露人心。
他没有鄙夷，也没有感动，只是觉得这一切都符合逻辑，都在预料之中。
李秀芝吃得很慢，没什么胃口，时不时担忧地看一眼沉默的丈夫，又看看隔壁桌强打精神应付来客的秦淮茹，眼神复杂。
三个孩子倒是很听话，安静地吃著，只是眼睛不时好奇地瞟向灵棚和那些陌生的、来来往往的大人。
丧事过后，生活似乎又慢慢回到了原有的轨道，但贾家那个缺口，却真实地留在了那里，並且开始显现出它具体而残酷的形状。
厂里的事故调查很快有了初步结论，正如王建国所料：主要原因是设备（那台老式550轧机）长期超负荷运行，关键部件金属疲劳，检修记录不全，未能及时发现隱患；次要原因是现场安全防护存在漏洞，以及“当事人在临近交班时可能存在操作疏忽或急躁情绪”。
结论四平八稳，各方责任都有所涉及，但主要板子打在了“设备老化”和“本人疏忽”上。
厂里被通报批评，要求全面检修设备，加强安全教育。
相关车间主任和安全员被记过或警告。
至於贾东旭，定性为“因公死亡”，也就是工伤。
接下来便是赔偿和抚恤方案。
厂里工会和劳资科的人，在街道干部的陪同下，再次来到四合院，正式与贾家，主要是秦淮茹，贾张氏已经完全没了主意，只是哭。
提供了两个方案，由家属选择。
方案一：一次性支付抚恤金。
根据贾东旭的工资级別、工龄和对家庭的负担情况，计算出一笔钱，大约相当於他两三年的工资总和。一笔付清，以后厂里不再承担其他抚养责任。这笔钱在当时看来，不算少，能解燃眉之急。
方案二：由家属（限配偶）顶替进厂，保留贾东旭的二级工身份（但需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和考核，实际上会安排相对轻省的岗位），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和劳保福利。
同时，厂里按月支付一定数额的子女抚养费，直到孩子成年。此外，一次性支付一笔数额小於方案一的丧葬补助费。
两个方案摆在面前，秦淮茹抱著棒梗，听著工会干部一条条的解释，脸色苍白，手指无意识地绞著衣角。
贾张氏在旁边，一会儿说“要钱！拿现钱踏实！”，一会儿又哭“我儿没了，工作也没了，以后靠什么活啊……”
完全没了方寸。
易中海、刘海中、阎埠贵，还有院里几个年长的妇女，都围在一旁，七嘴八舌地出主意。
有说拿钱好，现在日子紧，有钱能买粮；有说还是顶替工作好，细水长流，有个铁饭碗；有说孩子小，秦淮茹去上班，棒梗谁带？
王建国没有参与这些討论。
他坐在自家屋里，窗户开著，能清晰地听到中院的爭论。
他呷了一口茶，心里明镜似的。
厂里给出这两个方案，看似给了选择，实则算计得很清楚。
方案一，一次性买断，乾净利落，厂里后续麻烦少，但贾家坐吃山空，在那点抚恤金用完后，必然陷入更大的困境，到时候还是街道和国家的负担。
方案二，看似更负责任，保留了“工人阶级”身份，但让一个没什么文化、带著幼子的年轻寡妇顶替二级钳工岗位，本身就是个形式，厂里肯定会安排到最无关紧要、也最没前途的辅助岗位，比如仓库保管、后勤杂工之类，工资待遇恐怕也要打折扣。
所谓“保留二级工身份”，更多是个名头和计算抚恤的基数。
但好处是，有了正式工作，就有了粮本、副食本和各种票证，有了每月固定的收入，虽然微薄，却能持续。
而且，有了“工人”身份，在街道、在院里，腰杆也能稍微硬一点，不容易被彻底看低。
他料定，秦淮茹最终会选择方案二。
这个女人外表柔弱，骨子里却有股韧劲，而且不傻。
她明白，坐吃山空不是办法，贾张氏不是能撑起家的人，棒梗还小，未来的日子漫长。
一份正式工作，哪怕再边缘，也是一层最基本的保障。
至於孩子，可以想办法，比如让婆婆白天看著，或者等到年龄送託儿所、幼儿园。
果然，经过几天的犹豫、商量，主要是易中海在帮忙分析利弊，秦淮茹最终红著眼圈，在街道干部和工会代表的见证下，选择了方案二：顶替进厂，保留贾东旭二级工身份，接受厂里安排的工作岗位，同时领取子女抚养费。
她没有立刻要求上岗，而是低声提出，孩子棒梗还太小，离不开人，她想等今年九月份，棒梗满了年龄，能送去上红星小学的学前班（当时小学大多附设学前班）后，再去厂里报到。
厂里和街道商量了一下，考虑到实际情况，同意了，只是这期间的抚养费会相应减少一些。
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。
贾家的悲剧，以一种符合体制规则的方式，被纳入了处理的轨道。
赔偿方案確定后，院里关於贾家的议论焦点，也从最初的悲伤同情，迅速转向了对秦淮茹未来工作的猜测。
“能分到啥好活儿？”“二级工的名头，怕是干一级工的活儿都勉强”
以及对那笔一次性补助和未来每月抚养费、工资的估算上。
阎埠贵又开始掰著手指头，跟家里人算贾家未来的收支，慨嘆“寡妇失业，拉扯孩子不易”。
贾张氏似乎也缓过一点劲，不再终日哭泣，但变得沉默而阴鬱，看人的眼神总带著一股怨气，对秦淮茹也少了往日的客气，多了些理所当然的支使。
王建国冷眼看著这些变化，心里无波无澜。
贾东旭死了，他的家庭迅速滑向城市贫民的边缘，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类似悲剧的標准脚本。
他只是这个脚本的旁观者，一个早就知道结局的、冷漠的读者。
时间继续向前滑。
春深了，柳絮开始飘飞，恼人得很。
王建国的三个孩子，新民、新平、新蕊，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。按理说，以王建国副司长的级別和部委干部的身份，他的孩子完全有资格进入条件更好、学生家庭背景更单纯的部委直属干部子弟小学。
那种学校，师资力量强，设施好，同学父母多是机关干部，环境相对单纯。
李秀芝私下里提过几次：“新民他们该上学了。部里附小是不是更好点？听说教得深，条件也好。”
她是典型的母亲心思，总想给孩子儘可能好的。
王建国却没有答应。
他考虑得更深，也更冷。
部委干部子弟小学，条件是好，但也无形中给孩子贴上了“干部子女”的標籤。
在那个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日益被强调、人际关係日趋复杂的年代，过早地进入一个相对封闭、同质化的“干部子弟”小圈子，未必是好事。
一方面，容易滋生特殊化思想，脱离普通群眾的生活实际；另一方面，也容易成为被关注甚至被针对的焦点。
学校里孩子们之间的攀比，背后可能是家长之间微妙的角力；老师对“领导孩子”的额外关照或严格要求，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更重要的是，王建国自己身处技术管理岗位，看似稳定，实则身处“红”与“专”的夹缝，又因坚持技术原则得罪过人，谁知道未来的政治风浪会怎么刮？
让孩子在相对普通、混杂的环境里长大，接触真实的社会层面，学会和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相处，或许是一种更安全、也更扎实的成长路径。
万一將来自己有什么变故，孩子也不至於因为从“贵族学校”跌落而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，或是因为曾经的“圈子”而受到牵连。
他把这些想法，用李秀芝能理解的方式，简单跟她说了说：“部里附小是好，但孩子都差不多背景，容易养成毛病。红星小学就在咱这片儿，都是附近工人、职员家的孩子，实在。新民他们从小在院里长大，跟光天、解成他们也熟，一起去上学，有个伴儿，也接地气。现在这形势，稳稳噹噹地最好。”
李秀芝虽然有些遗憾，但她是明白人，知道丈夫考虑得周全，而且丈夫在“外面”的事情上，一向比她看得远、想得深。
她想了想，也觉得有道理，便不再坚持，只是说：“那也得提前去看看学校，打个招呼吧？毕竟是你……”
“不用特意打招呼。”
王建国打断她，“按片区划分，咱们户口就在这儿，上红星小学正合適。我去街道开个证明就行。別搞特殊。”
於是，在1960年的初夏，王建国去街道办开了居住证明，带著三个孩子，去红星小学报了名。
报名很顺利，接待的老师看了户口本和证明，知道是后院王处长家的孩子，態度客气，但也没多问什么。
只是看到三个一般大的孩子一起来报名，笑著说了句“哟，三胞胎啊，真齐整！”
九月份开学的时候，王新民、王新平、王新蕊，背著李秀芝用旧布精心缝製的新书包，里面装著崭新的铁皮铅笔盒、木头铅笔和田字格本，和院里其他適龄孩子——刘海中的二儿子、阎埠贵的儿子，以及另外几家的孩子——一起，蹦蹦跳跳地走进了红星小学的校门。
秦淮茹也牵著已经满了年龄、穿著改小的旧衣服、眼神怯生生的棒梗，来到了学校，办理了学前班的入学手续。
王建国和李秀芝站在校门口不远处的胡同口，看著孩子们小小的身影消失在掛著“红星小学”牌子的门洞里。
李秀芝眼圈有些红，是欣慰，也是不舍。王建国则神色平静，目光深远。
他知道，对於孩子们来说，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。
他们將在这个普通的、混杂的、充满时代印记的校园里，学习知识，认识世界，也无可避免地沾染上这个时代的色彩与尘埃。
而他所能做的，就是儘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稳定、朴实的后方，並在必要的时候，用自己那点有限的、来自另一段人生的“先知”，为他们规避一些可以预见的风险。
至於更大的风浪，那是谁都难以预测和抵挡的。
他唯一能確定的，就是让自己的根，扎在更普通、更坚实的土壤里。
这所普通的红星小学，就是这种选择的一部分。
秋风起了，吹落了第一批梧桐叶。
四合院的日子，在失去了一个贾东旭之后，继续著它琐碎、坚韧、时而温情时而算计的日常。
新的故事，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和工厂永不停歇的轰鸣声中，悄然埋下了种子。
王建国转身，和李秀芝並肩往回走，身影渐渐融入胡同深处那片熟悉的、斑驳的光影里。
……
秋日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梧桐枝叶，在红星小学略显陈旧的灰色砖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下课铃响过不久，孩子们像出笼的鸟儿般涌出校门，嘰嘰喳喳的声音瞬间充满了校门前那条窄窄的胡同。
王建国因为今天部里散会早，特意绕了点路，踱步到学校附近，准备接孩子们一起回家。
他没靠得太近，只是站在胡同口对面的那棵老槐树下，背著手，目光平静地扫过那群逐渐散开的小小身影。
很快，他看到了自家的三个孩子。